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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茜語錄/我們是否逃不過二次衰退？

陳文茜

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相信，我們將走向二次衰退；最快時間點二○一二年，也就是明年。

經由二OO九年G20峰會，各國祭出刺激方案，全球央行一致降息……，總計兩年半的奮戰，我們不但尚未走出死陰的經濟衰退幽谷；而且，一切跡象顯示，正有一股每人皆已意識的拉力，將全球拖向不可避免的二次大衰退。

可悲的是，眾人皆無能為力。

讓我們先復習一堂經濟史的課程，什麼是二次衰退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華爾街大崩盤，美國失業率高達二五％，德國四四％。一九三三年美國總統小羅斯福上台，當時的他已罹患小兒痲痹症，年方四十九歲；卻得挽救一場人類史上最可怕的經濟危機。就職當天，他一拐一拐地自己走上舞台，不要旁人扶持。小羅斯福歷史性地發表「新政」措施的演講，透過剛發明的收音機，肢體殘廢的總統，以不屈不撓的聲音，鼓舞精神上已然真正殘廢癱瘓的美國社會。

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，小羅斯福第一任四年新政期間，失業率自二五％降至一四％，GDP增長超過九％。小羅斯福的聲望在連任時達到高峰；但共和黨為了搶回政權，發表大選政綱：「美國財政正處於危急之秋」；民主黨內也出現路線分歧。天真的國會以為美國已度過大蕭條，該把市場還給自由經濟；於是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，美國國會一連串否決了羅斯福的新政策。他們一致認定美國國債及財政支出已攀登天文數字，美國必須緊縮財政並降低預算赤字。除了聯準會三度調高存準率收緊銀根外，國會還發瘋地開徵社會保險稅……。一連串錯誤的措施使美國失業率不到半年內再激增回一九％，華爾街一九三七年底二度大崩盤，一九三八年全球一切增長率先停滯，再全面崩滑。

造成當年二次衰退的理由主因美國的民粹政治。雖然前四年的新政已使失業率大降，但仍有九百萬美國人流浪街頭，他們搭帳棚，領救濟金，四年來天天拿著一只盆子排隊領食物；九百萬人過著形同乞丐的日子。這種情景使美國人喪失，也動搖了他們對「新政」的信心。

於是正統的自由經濟理論又冒出頭來，「平衡預算」成了華府如雷貫耳的口號。英國著名的經濟泰斗凱恩斯在當時已意識世界將重回危險之路，一九三六年他出版《一般理論》之經典書籍後，他的名字已被華府蓋上了「激進分子」的印章。凱恩斯一生只和羅斯福見了一次面，兩人不歡而散。小羅斯福評價他「不過是個數學家」，凱恩斯則譏評羅斯福事實上不懂經濟。但凱恩斯不忍心眼睜睜看著世界就這麼犯錯再崩垮，他把重點放在哈佛大學，遊說一批每周從波士頓至華府參與決策的學者。可惜華府的態度始終勉強且不情願，當一九三七年復甦慢慢上了軌道時，美國集體民意開始回到自己的成見。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美國國會為迎合大眾意見，開始大刪預算，緊縮貨幣；果然年尾「平衡預算」做到了。但不幸地，隨之而來年底華爾街即大崩盤。新的蕭條現象如鬼魅般重現舞台，美國的民粹與民主機制，不只毀掉了好不容易復甦的經濟，也間接促使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從侵占維也納後，一九三八年入侵波蘭，二次世界大戰揭開序幕。

一九三七年的二次衰退，教導我們一堂寶貴的功課。如果民主體制的前提是把國家的政策大權交給大眾，而多數公民並沒有興趣或能力理解深奧且長遠的經濟理論；民主的品質與選舉的出現，往往是解決大蕭條的魔咒。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若非是美國選舉年，華府政客不會發瘋地轉向迎合「削減赤字」的民粹意見。

無論我們如何篤信民主仍是人類至今最好的治理機制，但我們必須理性且痛苦地承認，當經濟治理碰上了選舉，努力往往會功虧一簣。

現今正在歐洲上演的希臘債務危機，可能正是另一個「複製的一九三七」。

愛琴海豎立著許多潔白且巨大的石柱，它們是西元前五世紀的遺跡了。雅典的元老院曾被稱之西方民主的搖籃祖國，但如今它只代表著疲憊、慵懶、木然與毫不負責任的債台高築發源地。當年風塵僕僕行路奔波的歷史哲學家，如今不見蹤影。就在歐盟決定短期紓困希臘到期債務一二○億歐元時，法國《世界報》的頭條這麼寫著：「希臘人民不願更節約，他們仍堅持每日九時上班，下午二時下班。」

歐盟已有數個國家包括丹麥、芬蘭……，表白不紓困希臘等國；德法兩大國最新民調也顯示近七○％德國民眾反對紓困希臘，法國稍低約四○％。但只要稍具理性的人，仔細閱讀希臘國債違約後果，即知這種民粹反感導引的方向，將是多麼可怕的災難。希臘國債國內僅持有其債券三分之一；希臘銀行勢必崩潰之外，其他三分之二國債其實早飄出地中海，分散法德美三國。根據ＩＭＦ最新數字，德法銀行共持有希臘國債五五％，比希臘本國銀行數額還大。德國三三九億美元，法國五六七億美元，美國也分承了四一○億美元。法國三家大銀行，可能因此受牽連而破產，它們分別是法國最大的銀行巴黎銀行、興業銀行與法國農業信貸銀行。

希臘債務共一千一百億歐元，總數與破產的美國加州差不多，但德國總理面對的是正如一九三七年美國政客的困境，德國總理梅克爾深知不紓困希臘，全球將再度陷入二度衰退，且傳染性可怕而驚人。但她的執政黨已一連串輸掉了好幾場地方選舉，當七○％的德國民眾皆反對紓困希臘，她若依專業一次撥款解決希臘危機，她可能立即面臨倒閣危機。在長遠穩定的歐元經濟與政權倒台危機兩個選項，梅克爾當然選擇保住政權，於是只好每次拖至最後關頭，希債快違約了，才點頭，一次擠一點；一次再擠一點。於是處理危機的成本愈來愈擴大，全球的風險也愈來愈升高。二○○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忍不住上電視破口大罵，「歐洲官員對希臘危機的反應真是蔚為奇觀」；美國聯準會前理事長葛林斯班也斷言希臘必定違約，而且將拖垮美國經濟，陷入二次衰退。

一切能避免嗎？我只能預言德國總理或法國總統，面對排山倒海反紓困的民意聲浪，愈靠近選舉，決策的專業會愈少。

不幸的是，二○一二年，世界正有一連串的選舉排隊等著我們，而且可能一一闖禍。二○一二年四月法國將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，薩科奇目前受極右勢力夾攻，民調嚴重落後。他有什麼理由悲天憫人，不為自己而為歐元區著想呢？二○一二年十月及十一月還有兩個世界超級大國接續選舉，一是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，一是十月中國式間接選舉，習近平要接班，中國得選出新的政治局常委。兩者皆可能導引領袖們，在世界的困頓與自己的權位中掙扎做決策。尤其二○一二年德國政局若有什麼差錯，梅克爾提前解散國會進行大選，我們只能唱著〈Prayer〉的祈禱文，祝福貧困受苦的全球經濟了。

歐債陷入複雜糾結的政治經濟危機，最大的困境及風險年，都在二○一二。

地中海，如昔平靜無波浪，千年蔚藍又永恆。但那裡正有一股看不見的風暴成形；當它席捲世界時，它的威力將超越宮城大海嘯，世間無人能倖免。

即使我們早已預知。